蒲鶴年（發佈時間：2010/1/1）
著名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丁肇中先生，40歲便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採訪或提問時，無論是本學科問題還是外學科問題，也無論提問者是業內人士還是業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給出的回答竟是三個字——“不知道”。國人初識者，無不謂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給南航師生作報告，有學生問：“您覺得人類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質和反物質嗎？”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學生問：“您覺得您從事的科學實驗有什麼經濟價值嗎？”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學生又問：“您能不能談談物理學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據當事者觀察，丁肇中教授回答“不知道”時，態度誠懇，絕非故弄玄虛或“賣關子”。這位科學家曾解釋說：“不知道的事情絕對不要去主觀推斷，而最尖端的科學很難靠判斷來確定是怎麼回事” 。
此前，2002年9月和2004年2月，丁肇中教授分別在上海交大和山東大學回答提問時，情況也是如此。儘管所提問題局限在丁肇中教授獲諾貝爾獎的粒子物理專業，丁肇中教授竟然說：“拿諾貝爾獎，只是對很小的特殊領域有貢獻，一個人不可能因為拿了諾貝爾獎，就把自己當成了什麼都懂的‘萬能專家’，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評價，我可沒這麼大的能耐”。
無獨有偶。 2005年6月1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在北京工商大學發表演講後，一位經濟學專業研究生提問：“從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這些對社會制度轉型和演化的影響？”約翰·納什聽完後思考片刻，坦誠地說：“我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
以其“博弈論”蜚聲世界的約翰·納什，竟被一名大學生的博弈問題問倒了，令人大惑不解。因為上述問題顯然具有自由發揮的餘地，似乎一般人也能敷衍過去，而大師級權威竟然自稱沒有能力回答，這豈不是自損形象？但納什卻坦然平靜，並無愧色，更令人感到奇怪。
按當今國人之觀念，世界知名的科學家理應是“萬事皆通”的，然而大師們即使面對“本專業”問題，竟然不是“不知道”，就是“沒有能力回答”，表現得如此“無知”，似乎不可思議。
其實，這是我們少見多怪了。凡潛心於科學研究並頗有建樹的科學家，無不如此。
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一個人（即使是超天才）窮其畢生精力，能在一個學科的一個分支上有所建樹並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見已屬不易，在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仍屬外行實為正常現象，更不用說其他學科了。科學態度與科學成就往往互為因果：只有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才能使得科學家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艱難歷程又進一步錘煉了科學家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由此可見，大師們的“無知”不僅不是什麼怪異和丟臉之舉，而且恰恰是某種“必然性”的正常體現。也是任何具有真才實學的科技工作者最為明智的選擇。
對此，有文章評論道，一個學者不管多麼偉大，也不可能無所不知。即使在自己有所建樹的本學科，也不可能做到無所不知，而且遲早會落伍。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常識。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但無損於一位大師的光輝，還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大師”所以成為“大師”的奧秘。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敢於對自己不懂的問題說“不知道”，不僅是一種氣量，一種品格，也是一種境界。一個人特別是像丁肇中這樣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響的科學家，如果在學術上沒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對一些問題憑“想當然”表態，會產生什麼嚴重後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樣，失去的就不僅僅是面子，還有更可貴的品質和人格，還會給人類科學事業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大智若愚，大實若虛”。認可了上述道理，我們不僅會對科學大師們的“怪”肅然起敬，而且今後會自覺地將這種“怪”作為鑑別真、偽科學大師的試金石。如果現實當中有人成了無所不知的“萬能大師”，人們就該當心了。
說到此，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國的“萬能科學大師”——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以常為怪”必然起因於“以怪為常”。我們之所以不習慣丁肇中等科學大師的“怪”，部分原因是我們早已先入為主地習慣了何祚庥的無所不能之“常”。
儘管在國際科學界不為人知，但在國內，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幾乎是天天亮相，日日露臉。一會兒電視台暢談社會主義經濟政策，一會兒因特網宏論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昨天侃克隆人技術展望，今日嗙《易經》文化反思。這邊廂剛呼籲對股民徵所得稅，那邊隅又力主發行國家福利彩票；上能為城市提出“交通、建築最佳模式”，下可為山區規劃“農具、灌溉最優方案”；“環境商機與氫能經濟”研討會指點江山，“納米光纖與沙漠產業”演講廳激揚文字；文藝理論學術報告座無虛席，月球開發科技講座掌聲雷動……
總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處，都能從容不迫，侃侃而談；應答如流，頭頭是道。 “只有問不到，沒有不知道”。涉及問題包羅萬象，解決方案隨手拈來。給國人樹立了“無所不通、無所不能”的形象。哪裡有問題難以決斷，那裡的決策者就會想起何院士。例如：正當南水北調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線方案時，何院士很快就以“驚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彈炸開喜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高科技方案”；當怒江建壩可行性之爭相持不下時，何祚庥應邀前去考察定奪。何院士率司馬南、方舟子以專家身份在怒江沿岸“訪貧問苦”兼觀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壩是當地脫貧的唯一選擇，可行且刻不容緩”的“科學定論”，還順手給反對建壩的環保專家們扣上了“偽環保”、“偽反壩”的大帽子。
何祚庥院士這種驚人的萬能性乃是與生俱來，早在50年代，當北京市城建規劃與古建築保護之爭難以調和時，善抓機遇的青年何祚庥同志迅速殺出，在國家級刊物《學習》雜誌上發表了他的優秀論文《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把頑固堅持保護古建築的“偽建築學家”梁思成的資產階級“偽美學思想”批得體無完膚，雄辯地論證了以故宮為代表的北京古建築的危害和拆除之必要，為中央作出“多拆少留”的英明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此前此後，何祚庥同志還以馬克思主義原理和階級鬥爭理論作武器，過關斬將，所向披靡。把包括「摩根基因遺傳學說」、「鮑林共振論」、「維納控制論」在內的一批西方資產階級反動科學理論在國內批倒批臭，並將包括生物學家談家楨在內的一大批支持上述理論的中國“偽科學家”戳下馬背……
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因此，何祚庥同志不僅受到各級政府領導人的青睞，還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對於這些與生具有崇拜情結的新人類，何祚庥的話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關於“中國傳統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醫就知道了”的英明論斷一出口，一群年輕“學子”便立即行動，很快，一批論證“中醫是最大的偽科學”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報一樣貼上了因特網。
那麼，自稱本行是理論物理學家的何祚庥院士在學術上有什麼造詣呢？
為免受階級敵人謠言信息的干擾，我們只作正面調查。請看“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網站”“何祚庥主頁”上的介紹：
何祚庥， 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該同誌任全國政協委員，曾任理論物理所副所長。現任理論物理所研究員、理論物理專業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哲學博士生導師。過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長期以來從事粒子物理及各種應用性問題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層子模型的研究，複合粒子量子場論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論的研究等，先後發表約250 篇科學論文。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及多種獎勵。他還曾從事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研究，是氫彈理論的開拓者之一。
何祚庥還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自然辯證法專家，在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先後發表約300 多篇科學論文。在反對偽科學的鬥爭中，他旗幟鮮明，積極參加了捍衛科學尊嚴，揭露和反對偽科學等活動，社會影響很大。目前從事的研究領域：近年來，何祚庥從事中微子質量問題、中微子震盪問題及雙β衰變理論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復合場論的哲學思考》(1997年)、《從元氣說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與法輪功——1999年夏天的報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偽科學論戰集》(1999年)。
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寫了“科學論文”250+300=550多篇。多麼驚人的數字啊！足以讓世界科苑眾多諾貝爾獎得主慚愧，更讓中外文壇所有多產作家汗顏。
不過，作為一個有550多篇科學論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選出來裝點主頁“門面”的主要著作——當然是最能反應其學術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幾篇“自我表揚”和“政治科普”大作，真讓人哭笑不得。須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沙子再多也變不成米。何祚庥同志的個人主頁做成如此慘狀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一生“以天下事為己任”的何祚庥同志，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萬事、心向八方”而“分心、費心、操心”，哪裡還會有閒心去做那些需要“淨心、靜心、精心”才能做得的科研工作呢？國人歷來寬厚，不與何院士較真，但這畢竟給壞人留下了攻擊的口實，那些求全責備者和一小撮階級敵人沆瀣一氣，一直誣衊何祚庥同志是“不務正業”、“政治院士”、“除物理不懂，什麼都懂”；甚至誹謗何祚庥同志的主頁是“光屁股推磨——轉著圈兒丟醜”、“光屁股打燈籠——亮醜”、“光屁股上聯合國——滿世界獻醜”；並戲稱其名字應改為“何知羞”。這完全是惡毒攻擊。
再看一下自詡為“氫彈理論開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同志在“兩彈一星”事業中處於什麼地位：
將關鍵詞“兩彈一星元勳”輸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
“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錢驥，姚桐斌，趙九章，鄧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黃緯祿，屠守鍔，錢學森，周光召，楊嘉墀，陳能寬，陳芳允，吳自良，任新民，孫家棟，朱光亞，王希季，王大珩，於敏，郭永懷。
十分不幸，名單上沒有何祚庥同志的大名。一項重大科技事業充其量能有幾個人可稱得上“理論開拓者”呢？ “兩彈一星”元勳數量已多達23名，竟然還未涵蓋“理論開拓者”何祚庥同志。可見“理論開拓者”這個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令人想起那個把行政領導、宣傳員、描圖員甚至廚師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勳的年代。
然而，何祚庥同志憑藉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黨務工作多年的豐富經驗，經過持之以恆的個人形象建設，其知名度已遠遠超過了從不重視個人宣傳和包裝的“兩彈一星”元勳們。更為驚人的是， “兩彈一星”元勳之一錢學森先生，現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偽科學英雄事蹟》中的反面人物，被何祚庥再三用來反襯自己的英明偉大：何祚庥同志為樹立自己的“高大全”形象，走馬燈似的穿梭於各大學府作題為《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學術”報告。每當他眉飛色舞地講起自己“同那個堅決支持偽氣功的大科學家作鬥爭”的動人事蹟時，人們已搞不清在《何氏詞典》中，“人、事、學問”是如何定義的了。一小撮階級敵人也趁機誹謗何祚庥同志，說他的報告文不對題，應當把題目改為《作孽，做秀，做學賊》才對，又戲稱其名字應改作“何遮羞”、“何作秀”，並揶揄道：“以何遮羞？惟有做秀；生命不息，忽悠不止。”這當然是赤裸裸的階級報復。
其實，像何祚庥同志這種類型的人，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存在。在下層社會，此類人物表現為信口開河，學一當十，誇誇其談，不懂裝懂，好為人師。一般總能獲得一個滑稽的綽號，無非是“趙大忽悠、錢大吹，孫大聊客、李大侃”之類。但由於活動範圍有限，時間一長，就難免暴露出“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質，以至成為當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同志卻憑藉在蒙昧年代陰差陽錯獲得的顯赫地位和過人的厚黑本領而長盛不衰。雖一生未在自己所學專業有所建樹，卻能在幾乎所有其他領域充當權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勢。這本是古今天下奇聞怪事，但我們的各級政府和網絡一代卻習以為常。我們不得不將此現象稱為“何祚庥現象”。
在一個沒有偉人，沒有英雄的平庸時代，“何祚庥現象”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又是這個時代的象徵。
適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恆真理。在我們這個具有逆向淘汰機制的政治生態大系統中，依附於政治的科學子系統，必然也在演繹著同樣的自然選擇法則。在政界，何祚庥同志科學術語口若懸河，因而被誤認為“著名科學家”；在學界，何祚庥同志政治名句妙語連珠，因而被誤認為“著名政治家”。隨機應變，左右逢源，上能見風使舵，媚君邀寵；下能逢場作戲，譁眾取寵，是何祚庥同志能夠立於不衰不敗之地的處世秘訣。
謹以下列問題，結束本文：
1、“假作真時真亦假”。丁肇中，何祚庥，同被稱為物理學家，表現卻有天壤之別，一個“無知”，一個“無所不知”。用現代中國“學術打假”專業行話問：誰真？誰偽？
2、何祚庥層出不窮的驚人科學高見(諸如：拆除故宮，人類不須敬畏自然，炸喜馬拉雅山,中醫是偽科學、大力提倡克隆人等)以及一貫“人到點子到”的拍腦袋作風是出於“藝高人膽大”，還是出於“無知者無畏”？
3、祖國大陸至今未有諾貝爾獎獲得者，但卻有了世界絕無僅有的“萬能科學大師”，我們應該感到自豪，還是應該感到恥辱？
4、孤掌難鳴。在當前普遍重視包裝的年代，何祚庥成功地將自己包裝成了“萬能科學大師”，煞有介事地到處高談闊論，指手劃腳，自欺欺人。這固然是可鄙可笑，但我們的一大批唯物主義理論培訓出來的各級政府官員竟然信以為真，畢恭畢敬，言聽計從，奉為圭臬；更有一堆稀里糊塗的媒體記者誠惶誠恐，如痴如醉，趨之若鶩，如蠅逐臭，無形中當了“何托兒”，顯現了一種群體盲目與無知，這是可笑還是可悲？
5、荒唐而又愈演愈烈的“何祚庥現象”與當前我國學術界的學術浮躁之風同根同源，還是互為因果？
6、《中國反偽辭典》裡是否應增補“偽院士”、“偽科學家”、“偽氫彈理論開拓者”、“偽論文”、“偽萬能科學大師”、“偽打假”、“偽反偽”等詞條呢？
7、“大奸似忠，大偽似真”。在偽萬能大師何祚庥面前，一些“偽氣功大師”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鶴立雞群的偽中之最何祚庥大師，老謀深算，“高瞻遠矚”，賊喊捉賊，假戲真做，金蟬脫殼，欺世盜名，搖身一變竟成了“反偽鬥士”，可謂對當今浮躁社會之辛辣嘲諷。中國科學警察和各學術打假戰鬥隊的科衛兵小將們，我們到底應該將何祚庥立即列入學術打假重點對象，剝去其畫皮，還是由他天南海北繼續忽悠下去，直等到喜馬拉雅山被原子彈炸毀並導致震驚世界的大災難後再翻然醒悟呢？
本文原名是《“大實若虛”與“大偽似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