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時間：2013/3/8
1937年初，在蘇俄歷經“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煉的蔣經國，攜妻帶子，輾轉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後，應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新兵督練處長。 1939年，日軍進逼南昌，新兵督練處遷往江西贛州，蔣經國轉任贛南行署專員。此後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蔣經國在此地大刀闊斧查禁煙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 6年時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人稱“贛南新政”。
“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
1939年以前的贛南為粵軍控制，“民窮財困，土劣橫行，文化落後”，是江西的化外之境。有研究者認為，熊式輝派蔣經國主政贛南，是一著政治棋：一來可以藉重“太子”，遏制粵軍和地方勢力，二來可以討好“老頭子”。
贛南師範學院蔣經國研究所所長方世藻教授則持不同看法：蔣經國主政贛南完全是“三維巧合”，因為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地點、特定的人物身上。所謂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指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南昌淪陷，蔣經國撤退到贛南。蔣曾對摯友王繼春說：“倘使沒有抗戰，我們恐怕都不會到這個窮山峻嶺的贛南來。”特定的地點是指贛南是江西的化外，省主席熊式輝的政令不通。特定的人物就是蔣經國本人，他在調解地方矛盾中表現了非凡的行政能力，並且滿懷救國理想，有意“到最壞的條件下去試試”。
初到贛州，蔣經國不期然發現，隨著抗戰局勢的發展，贛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顯，已成為“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是連接東南和西南的橋頭堡。他說，“贛南是一個完完全全適合於抗戰建國的據點……在我就任贛南之初，就下了決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完成此項使命。”
“三禁一清”，蕩滌污垢
戰時的贛南，煙賭娼盛行，土匪惡霸作亂，宗族間的械鬥經年不息。蔣經國到任後，迅速出台“三禁一清”政策，禁煙、禁賭、禁娼，肅清土匪，全面出擊。對於鴉片煙，國民政府原來實行“寓禁於徵”的政策，實則變相保護，“特種公賣處”即以省主席熊世輝為後台，公開販賣菸土，蔣經國限定一年的靳戒期，從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獲煙犯，無論種、運、吸、售，一概處以極刑。有個富商的兒子因偷食煙毒被捕，家屬買通警局，並表示捐贈一架飛機。熊式輝急電放人，蔣回覆道：“電到已槍決，無從挽回。”
為了抓賭，蔣經國親自帶隊，化裝成賣餛飩的小販，搗毀了廣東某中將軍長開設的賭場。原本有恃無恐的地方豪強，一時間人人自危。他還要求：被抓賭徒必須在贛州公園抗日陣亡烈士紀念碑前罰跪3天。當時有一個警備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樣被罰跪，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轟動了整個贛州城。
禁娼開始，查辦了幾家小規模的妓院，遭到老闆們的軟泡硬頂。蔣經國不為所動，下令停收“花捐”，關閉妓院，同時設立婦女工廠，安排妓女從良。贛州歪風邪氣自此禁絕。
3年實現“五有”目標
“在贛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經過了974座橋，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條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馬上任，蔣經國腳穿草鞋，遍訪贛南11縣的每個角落。
“除舊佈新”的重點在於民生問題。 1940年11月，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制定了《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劃》，蔣經國提出了要在3年內實現“五有”目標：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
計劃實施前的贛南，150萬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農民，除了礦山開采之外，全區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蔣經國一方面吸引沿海內遷資本到贛南開辦工廠，另一方面推動成立紡織、碾米、製糖等小型工廠。
1943年11月，美國記者艾特金森在《紐約時報》發表報導稱，蔣經國的改革使得贛南地區面貌一新。此前，贛州只有3家工廠，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糧食嚴重短缺的地方，現在的產量已足可供應10個月的消耗量，預計到1944年可完全自給自足。 “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都一廂情願地高談中國的現代化，卻只有贛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嘆道。在他眼裡，贛州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最乾淨的城市。
等著看笑話的人突然發現，3年計劃已變成了現實。
王繼春追悼會上，痛斥腐敗
蔣經國曾多次對部下說，歷代王朝的倒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吏治不清明，官員腐敗。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幹部，而他最為欣賞乃至引為知己的，是上猶縣縣長王繼春，王為官清正廉明，肯為老百姓做事。 1942年底，王繼春積勞成疾，住進省立醫院。因一貧如冼，只能變賣家當治病。縣政府匯去500元治療費，他得知後即令勤務員匯回上猶。院方嫌他小氣，不給他好藥吃。 1943年3月，王繼春病逝。
在王繼春追悼會上，蔣經國聲淚俱下，宣讀了題為《哭王繼春之死》的悼詞。他認為，王繼春不是因肺結核瘸死的，而是被腐敗的社會吞噬的。他痛斥道：“這個醫院是腐敗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人把人當作貨物，這到底是什麼世界？這到底是什麼天下？”
受個人成長經歷的影響，蔣經國十分強調在艱苦環境中磨練公務員的體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舉辦的幹部講習會中，蔣經國與學員同吃同住，每天4點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學員赤腳跑到新贛南農場，和農民進行體育比賽。蔣代表公務員第一個出場，和一個老表比賽摔跤，結果被老表摔倒在地。最後一天，學員們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飯，蔣經國帶領大家在大風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贛縣最高的崆峒山，舉行結業典禮。蔣經國說：“我們這兩星期的訓練，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應當每個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乾淨了，是否有了潔白的良心……贛南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的就是我們新的政治作風。”
“更尊重此種經驗，並思用之於來日”
蔣經國主政贛南以來，外界評價甚高，有“戰後政治看贛南”的說法，蔣介石也有耳聞，曾經拍發電報說：“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
讚譽聲中，蔣經國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在《東望章貢合流》中，他檢討自己短處多於長處，故而造成了過失多於成就。他說，自己在贛南得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卻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價，因此，他一方面時時不安，同時也“因此而尊重此種經驗，並思用之於來日”，力求在將來服務期間，減少錯誤，使人民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綜觀蔣經國一生，作為一地之行政長官，前有贛南，後有台灣。他所說的“思用之於來日”，今天看來，正是台灣。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經國傳》作者陶涵（Jay Taylor）認為，贛南經驗為蔣日後主政台灣提供了諸多藉鑑。
1972年，蔣經國就任台“行政院長”，“蔣經國時代”由此開啟。 1973年，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蔣力排眾議，推行“十大建設”。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大型建設項目，為台灣經濟的騰飛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蔣經國與時間賽跑，加速政治改革。台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脫離不開蔣經國贛南時期的執政實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蔣經國基本上是執行蔣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後開始顯露個人獨特的執政理念。一方面，他啟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術官僚，使政治風氣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和贛南時期一樣，他深入民間，走遍了台灣的縣、鄉、鎮。在經濟方面，台灣十大建設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上，蔣經國就曾經提出要在贛南建立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 “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異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在於我們是有計劃的。”
來源：新浪博客
